柴可夫斯基是在彼得堡他哥哥的寓所里去世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身边的所有近亲好友都赶出了房间。他是一个十分讲究仪表的人，平时衣冠楚楚，他不愿意人们看到自己被霍乱痛苦折磨的情景。三位亲人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了柴可夫斯基万分痛苦、疲惫不堪，却又极其清晰的临终遗言。他反复呼唤着梅克夫人的名字：“纳杰日达，纳杰日达……”最后咬着牙，心里充满复杂的情感说道：“冤家……” 
　　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梅克夫人的出现是他一生的巨大转机。梅克夫人是大资本家梅克的遗孀，拥有万贯的家财；而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音乐教授，贫困潦倒，为生机四处奔波，天才受到了极大的戕害。梅克夫人发现，柴可夫斯基像一个靴匠一样勤奋地工作着，但是“这个高大同时又很脆弱的躯体中有什么地方被摧毁了，破坏了”。她痛心地意识到，俄罗斯连一条保护创作家们的法律也没有：为什么丹特斯能够开枪打死普希金，玛尔丁诺夫可以枪杀莱蒙托夫？
天才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但是，为什么他们被钉在生活贫困的十字架上，可以任人践踏、欺凌？有时生活的艰难比枪杀更能致人于死地。谁来帮助可敬又可怜的柴可夫斯基呢？ 
　　于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梅克夫人张开她温暖的羽翼，为柴可夫斯基撑起一片明朗的天空。她定期给柴可夫斯基寄去数额不小的生活补贴，让伟大的音乐家在“谎言、欺骗、伪善、市井的卑鄙、马群般的喧嚣、野兽般的巧取豪夺”中得以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态。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当作她永生中最重要的挚友和“精神开支”的对象。她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给予自己的多，而自己给予柴可夫斯基的少。金钱对梅克夫人来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她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庞大的家业，她的精明让狡猾的管家也自愧不如。但是在对待柴可夫斯基的问题上，她超越了世俗的商业准则——柴可夫斯基不是她投资的对象，她从柴可夫斯基的身上得不到任何物质的收益。这不是买股票和债券。
当然，她一定会有回报的，除了在与柴可夫斯基的通信中获得了精神世界的纯粹的愉悦以外，她的举动还将被载入人类的文明史——历史将给予她永恒的回报。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汇集成了一本厚厚的书。这两位终身没有见过面的精神恋人，在书信中向彼此袒露了纯真的灵魂。有一次，他们都到了意大利，梅克夫人在散步的时候经过柴可夫斯基居住的旅馆，而柴可夫斯基恰恰走到阳台上，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们的心灵撞击了，相互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但梅克夫人是高度近视，她很快摘下眼镜，匆匆走开了。他们已经融合，却又保持着绝对的纯洁。柴可夫斯基在佛罗伦萨给梅克夫人写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钟情的人之所以爱，并非因为他钟情的对象以其美德吸引了他，而是因为出于本性，因为他不能不爱。”这里，柴可夫斯基所谈的“爱”的对象是俄罗斯。而他心目中的“俄罗斯”的化身，既是“静静地注入大海”的伏尔加河，也是梅克夫人这样高贵的女性。他在许多信件中把自己创作的乐章说成是“我们的乐章”。这没有丝毫的俯就之意，这是一颗圣洁的灵魂向另一颗圣洁的灵魂表示最热烈的敬意。而梅克夫人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曾经这样说：“我爱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身心都很完美、有能力去爱的女人爱着柴可夫斯基，在我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美的事物了。我会找到力量把我的爱向他倾诉……”
　　世俗世界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后来，梅克夫人的财产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她的子女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强迫她停止资助柴可夫斯基。面对着自己亲手带大的子女们厚颜无耻的攻击，梅克夫人的精神垮掉了。失去了柴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迅速地被忧郁症所淹没，她在精神病院里走完了她的生命之路。柴可夫斯基失去资助后，很快熬过了经济上的难关，而精神上的创伤一直都没有愈合。
　　当我阅读两颗在寒冷中慰藉的心灵的时候，我尤其怀想梅克夫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梅克夫人比柴可夫斯基更加伟大。正如没有华伦夫人就没有卢梭，没有梅克夫人也就没有柴可夫斯基。我又想到生活在中国的那些精神世界的跋涉者们，顾准们，张中晓们，他们却没有柴可夫斯基的幸运，他们在孤苦伶仃中走完了人生的旅途，连一位精神上的异性伴侣也没有遇到，更不用说获取任何经济上的资助了。当我倾听着柴可夫斯基不朽的乐章的时候，我愿向梅克夫人这位圣洁的女性表示我十二分的敬意。(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