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十六年前，在中国的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警报频传。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对中国西部边界发动大规模蚕食和全面进攻。中国人民在一再忍让和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作战，捍卫了祖国的西部边疆，保持了中印边界几十年的相对稳定。毛泽东是这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指导者，他在作战结束后听取汇报时曾兴致勃勃地说：“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整个中印边界斗争，再次显示了毛泽东娴熟、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艺术，在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反动的民族主义和地区扩张主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当印度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时，毛泽东坦诚告诉印方：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东方而不在印度，这是我们的国策，希望印度也不要将中国当作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友好的重点。但就是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很不友好的举动。
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
1959年前，毛泽东多次向印度政府诚恳提出，中印两国是朋友，中印之间即使吵架，也是朋友之间的吵架，中国不会将印度作为敌人。
早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就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他推心置腹地说：“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通过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坚定、坦率而又友好地向印度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公开将中国的“底”告诉了印度，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印度当局对这些好言相劝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边境上一段暂时沉寂后，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

尼赫鲁针对印度对中国边境的不断蚕食行为，毛泽东向中国边防部队提出了“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十六字斗争方针
印度尼赫鲁政府妄图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乘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之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将其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其办法就是后来印度政府宣扬的“前进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在“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开始了对中国边境的一系列蚕食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毛泽东主张“先礼后兵”，“退避三舍”。提出了一系列边境斗争原则。
1960年5月10日，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中，传达了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守则》还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
在印度的挑衅面前，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边防部队还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这些克制和忍让，却被尼赫鲁视为中国软弱可欺，蚕食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退让是为了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他们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已经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军直接对抗。印度舆论则大肆吹嘘，说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在边境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从三面或四面威胁中国哨所，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印军还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
当印度军队不断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的时候，毛泽东及时地指示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当印度军队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适时制定了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62年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7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后，提出了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进行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本文来源：天水在线 )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是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随后，毛泽东又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两句，形成“十六字方针”。7月20日，总参谋部在毛泽东确定的“十六字方针”的基础上，对反蚕食斗争作了完整的表述：“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形成了对印斗争的“二十字方针”。所谓“决不退让”，就是：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近，我可视情况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所谓“避免流血”，就是：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对逃跑入侵之印军，网开一面。基本形式是顶、逼、围、堵。这个“二十字方针”的核心是武装共处，绝不退让。周恩来后来在解释这个思想时说，揭露反动民族主义，实行军事共处、长期斗争，这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的办法，就是军事共处，长期斗争，又斗争，又团结，又开火，又谈判。外交部长陈毅也说：如果印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可以达成协议；如果它不想解决，我们就同它拖，形成长期武装和平共处的局面。武装共处是在敌对势力进行军事挑衅而又尚未发展到战争时，毛泽东提出的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方针。这种方针要求我方既不惹事，又不示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遏止和避免扩大冲突。当利令智昏的印度当局悍然要把中国军队从其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清除掉”，完全堵死和平解决的可能时，毛泽东果断下令发起反击尼赫鲁政府从“前进政策”中尝到了甜头，觉得中国除了“虚声恫吓”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气焰更加嚣张，竟然命令印军把中国军队从其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清除掉”。10月20日，印军两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可以说忍耐到家了。凡是能够采取的退让措施都采取了。中国古代的“退避三舍”、“先礼后兵”、“哀兵政策”、“不为天下先”等政治、外交方法都用了，印度仍然没有住手，相反得寸进尺。中国发起自卫反击完全是被迫的。谈起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说：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又说：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忍到极点，也就到了火山爆发的时候。迫不得已，毛泽东于1962年10月决定实行自卫反击作战。10月6日，当总参谋部向参战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

战争场面这里，不仅确定了打狠打痛的方针，而且明确了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在东线，西线要配合东线作战。10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了打击印军疯狂气焰和侵略行动，决心在东线歼灭越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西线拔除红山头和加勒万河谷印军14个据点。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对歼灭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作了具体部署。从10月20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