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题款的作伪与识别
    书画家的作品几乎每件都有题款，而作者款的签名却根据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境遇及心情等而有所变化。款字是历来假手下功夫最大之处。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有题款的画是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画卷末尾落"顾恺之画"四字楷书款。此画早年流至海外，最近我们看到了彩色图片大开本，从中发现，这幅作品款字的风格与墨的颜色都与画作不同，这说明此卷的画、款非同-时期所为，乃属后添。
    文献上米芾《画史》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王诜拿了两幅画去见米芾，说是勾龙爽画的，需重新装裱。旧画在揭裱时需先湿水，这时米芾发现在画的左方石头上面有“洪谷子荆浩笔”六个字，字在石绿色之下，即字在色下，是先写字而后上色的，用色盖款，不重新揭裱就看不出来。米芾看到这色下之款，得出了这幅画作者的最后结论：该画的作者为荆浩，“非后人作也”。也就是说非后人所添。这种色下写款的形式有实物为证。东北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荔院闲眠图》纨扇，作者是赵大亨。画中一庭院中有一荔枝树，树下一人在休息，款也是写在图左下方的石头上，款上也敷有石绿色，色稍退未尽，隐隐约约可见款“赵大亨”三字。由此可见，米芾所言并非弧例。
    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有题款的画作，应从北宋开始。北宋的郭熙画多有题款，他的《窠石平远图》、《早春图》，李公麟的《摹韦偃牧放图》，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这些画的题款位置不一，而字都很小。到了南宋，一些画院的画家有的写款，有的不写款，有的即便写款也仅简单地写个姓名。如南宋画家扬无咎的《四梅花图》，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等，不仅有款，还有诗题。
    款字到了元代又有发展。“吴兴八俊”中的钱选、赵孟頫等画后常常写诗。尤其是钱选，每画必诗，诗后署“吴兴钱选舜举”。赵孟頫则多写文，其内容多是对画的评论。赵与钱的区别是赵诗少，写文多；而他们共同点是在手卷的开头提倡题图名。例如钱选《山居图》、《幽居图》，赵孟頫《人骑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设色纸本)、《水村图》(水墨纸本)、《秋郊饮马图》(绢本设色)等均如此。这种画前书图名的作法，最早见于北宋徽宗赵佶的《雪江归标棹图》，钱、赵等画家延袭、发展了这一作法。后来这种形式一直沿续到明、清。元、明、清的院体画，多不题诗文，只写年、月、日、姓名，仅写一行款，很少二行款。
    明院体画家广东的林良、浙江的吕纪，还有被人称为“明代马远”的王谔等的落款都是仅几个字而已，在图画上都占幅不大，于是作伪者便常常将其画作上的款挖或洗去，冒充宋人的画。例如李在的山水画，下款只有不大的“李在”二个字。李画学的是宋人郭熙，作伪者就把他款挖或洗去，添上宋代"郭熙"款，明画就成了宋画了。
    明代有个专画鱼藻的“缪辅”，是工笔画家，画的工整、逼真，水平很高。后人也是挖去他的署款，改成五代的“徐熙”。明代院体画的时代离我们这样近，而流传下来的画却很少，其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明院体画的款少，容易让人挖去，冒宋人作品，于是传世署名的明代院体画就少了。
    题款作伪还有更大胆的。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传世墨迹已没有了，后来传说有件作品是他写的。现实物在台湾，故宫周刊上影印出来过。这是一件墨书《楞严经》手卷，绢本，后面落有白居易的款。就因为有这个款，过去许多鉴定家都认为此卷系白居易写。现在初步看，这件作品从时代风格看不够唐的，而许多处倒象南宋的大书家张即之的风格。细看落款，“居易”二字乃擦去原来字以后添写上的。这是作假人动了手，把款改了，将真的张即之改成了假的白居易，从而把作品提前了。
    徐邦达先生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并有专文论及。由此可见，鉴定一件作品，要随时观察款是否被人改动过。现在书画鉴定家已一致认为这件作品为宋张即之所作，而不是唐白居易书法，从而归还了作者的本来面目。
    洗款，是题款作伪的手法之一。
    所谓洗款，就是把原来作者的款字洗去，不裁，不挖，不补。这种作假手段不十分多见，因为过去书家讲究腕力，其书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也就是说下笔很重，笔划扎实，墨渗过纸背。既然如此，款字怎么可能洗去呢?岂不会把纸洗烂?这类作品当然无法被洗款。
    被洗款的作品所用不是一般的纸，而用的是藏经纸(原藏于宋代浙江金栗山的金粟寺)。这种纸厚，纹理光滑，外面有亮光，可一张揭两张使用。这种纸的特点就是墨写上后渗不下纸背，藏经纸被大量使用于明朝的中期，像明朝的祝允明、文征明、五宠、陈道复等都用过这种纸。陈道复还曾为这纸写过题跋，大意是此种纸写起来舒服，不涩笔，不滞笔，虽则名贵，他也已用过很多张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的一件被洗款后“真变假”的作品就是陈道复用此种纸写的书法。后人用极柔软的刷子沾上清水，一点一点地把陈道复的款洗去了，纸并末受伤，然后加盖上了元代颜辉的印章。
    此件的装潢，前有颜辉的一幅画(也是假的)，后面用陈道复题跋的字，后加了三个字“秋月识”，陈道复的印章无法洗去而被裁去，题跋后面又加盖了颜辉的印章。前后两章一致，乍看让人认为是颜辉自己画的画，自己题的跋，从而被模糊了视线。
    此物现藏吉林省博物馆，原是当代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收藏的，他当时也被蒙蔽了，还在此件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印章。现在可以肯定，这字就是陈道复的书法。一般讲，一个时代，一个画家用什么纸、什么东西作书画是有规律的。这件作品再一个漏洞就是：颜辉是元代人，而元代很少有在藏经纸上写字的，只有到了明代中期这种形式才多见起来。作假者忽略这一点，而露出了马脚。
    加伪款是作假的另一种形式。如伪元代鲜于枢款《醉时歌》行草长卷，原作每段诗后末句下都留有空白，于是，作伪者将其一截二段，在前一段的尾部空白处落上了个“枢”字，假冒鲜于枢的作品。
    为何要将长卷一截为二呢？就是为一物卖二物的价，从中多谋利，有时还会被截成更多段。我们对书法作品进行鉴定时，首先要看款与字的风格是否相符。书法家写字都很熟练，写完主文，连下来将落款一笔写就，极其自然，而假款就与前书主文的风格不同。
    这件伪鲜于枢款《醉时歌》的临本，后人曾一直以为是鲜于枢的真迹，所以每当提到鲜于枢的作品时，就提到这篇《醉时歌》。而今细审，主文绝不是鲜于枢的字，倒有些象元代张雨或康里夔的形体。只不过是原作的空白给作伪者提供了机会，好端端的真迹给改成假的了。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影印的《中国书道全集》里收集的一件邓文原的手卷。从作品风格看是明朝莫是龙的书法，不是邓文原的。此卷本是莫是龙写的一个很长的手卷，作伪者在空白处填上了“文原”二字，使真的明代莫是龙变成了假的元代邓文原。
    这种改款的漏洞是：一般手卷的迎首与卷尾都留有很长的一段空白，以供后人题跋所用，而中间的主文，各段的诗与诗之间排列都较紧凑。而原作经假手-裁以后，后面的纸没有了，显得十分局促，不合章法。此外，名人手卷上往往前后有许多图章(作者章、闲章、收藏章等)，但一旦将作品从中裁断，中部变成了尾部，就没有了卷尾的图章，也就不合原作真品的规律了。
    元代赵孟頫以书法名重一时，伪品也就极多。传世的赵孟頫《蜀山图歌》纸本原藏于清代那彦成家，并被刻石于保定莲池书院墙壁，广传于世。张伯英鉴赏那氏藏书之后指出，那氏藏品中多有伪品，唯此赵孟頫《蜀山图歌》真而上佳。此卷后有明代陈继儒、李流芳等名家题跋，皆视其为真迹不疑。后来，此卷曾携出欲售，有关单位请专家鉴定真伪。大家公认此卷所书颇佳，得赵氏神韵，而其中又有了不少疑点。
    《蜀山图歌》首句云：“我昔西川曾泛舟”。启功先生从而断言：赵孟頫一生从未到过西川，此卷断非赵氏所书。启功先生以文章内容辨别真伪，可谓一语中的。副题中记有王泉坡、周双压二人姓名，为人所不熟悉。我后来细检资料一一查寻，发现这二人都是明初人。由此进一步证明此卷确伪。原作者当为明初善赵孟頫书体者，曾携友游西川，作文以记之，本无作伪之意。再视卷尾，纸张十分局促，可以断定作伪者视此卷书法极似于昂而将其卷尾裁去，填以“松雪道人”伪款，加盖伪“赵氏子昂”朱文方印和伪“天水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这一伪品多年来竞欺骗了诸多大家，至此才真相大白。
    还有一种作伪的手法值得注意。旧时有的书画家为了自己学习之用，照临别人的作品，到厂末篇，连原作者的题款也如实临下，最后再落上自己的款。金琮是明中期的书家，是学赵孟頫最好的人，他临赵氏作品，往往将题款一并临下，然后，在篇末老老实实落上自己的名款。可后来作假的人故意将金琮的名款去掉，一件假赵子昂书法就作成了。
    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临别人的东西，不落自己的款，而盖上自己的章。还是金琮，他临了赵孟頫的《左太冲咏》，在后面盖上了自己的章“玉芝丹砂”，当时人们都将临本误认为是赵孟頫亲写，字体形看上去确像赵体，而且写得很好，但从纸及别的方面看时代又晚些。尽管金琮字写得很好，与赵氏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即形似而不神似。再查翻资料，发现《金琮传》中确实讲到，金琮有“玉芝丹砂”这样一枚章。由此可知，此卷为金琮所书。那么，此卷会不会是赵孟頫所写，而由金琮后加盖的收藏章呢？不会的，因为收藏章不以这种形式出现。此章是姓名字号章，与收藏章是可以分辨的。
    明代还有一个仿赵孟頫书体稍逊